狠刹形式主义证明之风,在防疫中巩固深化“放管服”改革成果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各地都在为实现“动态清零”目标而不懈努力。但在疫情期间,少数地方政府的防控措施“层层加码”“一刀切”,各种证明材料一度存在滥用现象,给群众平添烦恼,无形中也对“放管服”改革成果产生了一定的消减作用。

  某些地区为限制人们的流动出行,忽视之前“放管服”改革的好经验,转而要求人们频繁提供纸质证明材料和承诺书,有时需要提供线上线下两份证明材料。比如,有的地方在为环京通勤族办理进京通勤证时,曾要求提供核酸、工作、居住等多项纸质证明文件,其中要求有在京工作单位所在地居委会开具的“工作单位所在该地证明”。而这项证明居委会无法开具,后经多方反映后,才被社保证明代替。在办理纸质通勤证后没多久,当地又宣布纸质版通勤证作废,改为办理电子版,人们又不得不重新开具。

  又如,当下核酸检测机构都会提供电子版报告,但不少地方制作了花样繁多的卡片发放给每个做完核酸的人,人们在出行办事时必须持有这些卡片。更有甚者,一些农村地区制作限额发放和定时使用的春耕证,农民必须持证下地干农活,否则就会面临处罚。

  在2020年抗疫初期,疫情突如其来,政府各项准备工作不充分,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情有可原。但是,经历了两年多的疫情防控,此类证明材料仍大行其道,反映了某些地方的懒政庸政和不作为。

  过去各类证明材料满天飞,出现“证明你是你”的奇葩要求。证明原本只是手段,不能证明来证明去,使证明本身成了目的。而“放管服”改革旨在简政放权、强化政府监管、创新公共服务,建立以信用和承诺为基础的政务服务新体系。“放管服”改革借助新兴信息技术解决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难题,通过“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秒批等创新举措,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正是疫情前推行多年的“放管服”改革,为数字化防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疫情防控不能让“放管服”改革成果流失,使本已成形并推广的好做法被摒弃。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疫情防控对加速推进“放管服”改革也不失为一次契机,要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巩固、深化、检验“放管服”改革。

  当前,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解决复杂问题,不能顾此失彼。5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指出,用“放管服”改革的办法优化政策实施流程。他强调,不断解决两难多难问题,是对各级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验。

  各级政府要加大督查审查力度,明确防疫措施不可逾越的“底线”。狠刹形式主义的证明之风,及时纠正防疫中过当失当现象。比如,合肥市政府要求区县政府在出台防疫政策时,必须经过市级合法性审查,在源头上杜绝此类奇葩证明。

  很多城际流动人口职住分离,在邻近城市之间频繁往返,要推动建立区域性和城市群疫情防控联动机制,着力破解跨省市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坚决破除奇葩证明。鼓励各地通过科学精准和有温度的防疫树立城市品牌,使防疫服务成为城市擦亮名片的加分项。

  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借助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防疫数字化转型。以疫情防控为突破口,大力推进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减少乃至取消不必要的证明。比如,深圳等地将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证明、乘车码等多码合一,人们在交通出行时一扫而过,大大便利了市民出行。(马亮,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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