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科学把握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调整变化的现实特征，深入推动“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政府强化“自我革命”理念与行动的同 时，完善宏观调控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提升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与管理水平。

　　深化体制创新，释放营商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政府治理的新场域，政府在组织机构改革、政务流程设计、财税金融政策等方面的体制创新和制度供给及其所关联的政府行为规范度、便利度、科学度，直接决定了区域营商环境优劣。天津积极推广行政审批局模式，组建统一的大市场监管机构，整合基层执法力量，以组织机构改革引领体制机制创新，进而为企业“松绑”。制度创设和实施的过程，势必带来相应制度交易成本，而政府职能深度转变的着眼点，在于通过组织改革带动职能整合和流程优化，减少企业自身经营性成本以外、受制于政府制度安排的外部成本，这既是推进我市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是营造优质生产要素聚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良好生态系统的根本途径，更是促进市场主体创新发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推进器。

　　推进“一制三化”，开创营商新局面。近年来，天津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集成化顶层设计：以“承诺制”为牵引，推动社会信用建设；以“标准化”为保障，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对标一流管理方式，规范终端服务模式，固化制度改革成果；以“智能化”为支撑，不仅实现了流程再造并且倒逼了部门的放权；以“便利化”为目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方位提升了公众的获得感。在观念层面，从“以部门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从“管理者本位”向“服务对象本位”转变，强化了天津市区两级政府部门的“顾客导向”理念。在制度层面，“一制三化”改革不仅有利于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拓展市场和社会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多方主体的共治新局面。在操作层面，“一制三化”改革凭借“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以在线服务、实时服务、不见面服务的实践创新，加快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新形势与新要求。

　　规范政商关系，构建营商新文化。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亲”和“清”，这是基于现代法治市场秩序的一种弱人格化、非依附性关系，天津积极规范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为政商交往划出边界、明确底线，为企业家在津创新创业提供政策支持，为保护市场主体权益提供法治保障。“亲”是政商交往的前提，“清”是政商合作的基石，“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弘扬，是社会整体风气的映照与反射。领导干部需破除行政垄断，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秉公用权、信守契约精神，构建亲而有界、清而有责的营商新文化，更好地培育“企业家精神”，创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5年来，天津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围绕革新行政文化理念、创新现代技术应用、完善体制机制设计等方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践，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和释放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凝聚制度优势，构筑起新时代的“暖商热土”。今后一个时期，既要持续做好打破壁垒“减法”，也要强化监管与服务“加法”；既要让“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服务意识融入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也要巩固“亲”“清”政商关系制度化成效；既要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思路，也要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开放和自主、发展与安全、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不断提升主动谋改革、求开放的意识，进一步推进从“应试改革”到“素质改革”的整体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构筑崇商、重商、安商、暖商的制度环境。（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宋林霖）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导读

　　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采取激励和惩戒的双向思路，对信用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对诚实守信的行为进行激励和褒奖，已成为信用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守信激励包括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和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前者主要由私法调整，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后者以公权力为基础，对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有必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社会信用法是我国社会信用建设领域的基本法，应当对守信激励进行类型化规制。这既是对信用建设实践经验的法治化提升，也是信用法治的重要内容。

　　陟罚臧否，是传统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在现代社会，法律作为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也应当重视奖赏、惩罚两方面措施的运用，通过奖赏性规则激励好的行为，通过惩罚性规则约束坏的行为。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动出台社会信用方面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建立健全信用承诺、信用评价、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信用激励惩戒、信用修复等制度。社会信用法作为我国开展社会信用建设的基本法，应当对守信激励的原则和规则作出明确规定。这既是对信用建设实践经验的法治化提升，也是信用法治的重要内容。

　　一、社会信用建设中守信激励的实践及类型

　　对诚实守信的行为进行激励和褒奖，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一种信任增进机制。其与失信惩戒一起，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体两面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在运用守信激励推进信用治理方面已有丰富的实践，基于此可对守信激励进行类型化分析。

　　（一）守信激励的相关政策与立法状况

　　在政策层面，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对守信激励进行了部署。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信用奖惩制度作出专门安排，明确了行政审批中的绿色通道、容缺受理、财政资金项目优先安排、公共资源交易信用加分等信用激励措施。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红、黑名单管理为切入点，进一步完善了守法诚信褒奖的联动机制。截至2019年6月底，国务院有关部委已联合签署51个联合奖惩备忘录，其中联合激励备忘录5个，既包括联合激励又包括联合惩戒的备忘录3个，联合惩戒备忘录43个。这些备忘录中的激励内容涉及优秀青年志愿者、A级纳税人以及安全生产、交通运输工程建设、慈善捐赠、出入境检验检疫等主体和领域。

　　社会信用的样态可从履约和守法两个维度考量。履约维度的经济信用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守法维度的公共信用机制是我国的特色。在我国，国家层面的立法中关于守信激励的内容较少。如我国《公务员法》《统计法》等法律规定，对于工作较为突出的公务员，可以给予相应的荣誉或名誉方面的奖励；对于诚实守信的主体，可以通过公告等形式予以褒扬等。地方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普遍规定了守信激励制度，并往往将失信惩戒与守信激励单独成章，为实践中实施守信激励提供了具有实操性的立法依据。

　　（二）守信激励的类型

　　将守信激励纳入法治轨道使其规范运行，是社会信用法的重要使命，而类型化规制是社会信用法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守信激励的类型可从两个方面认识：其一，实施主体的类型。从我国现有的守信激励措施来看，守信激励包括市场性激励、社会性激励、行业性激励、行政性激励等，实施主体包括公权力主体、民商事主体、行业协会（商会）、社会组织等。也有学者将守信行为分为经济交易中的守信行为、非经济交易中的守信行为，进而区分出性质不同的实施主体。按照实施主体的不同，守信激励可分为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和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其二，实施方式的类型。在传统的金融信用等经济信用制度中，守信激励更多体现为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本质上是在“信息—声誉“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种良好信用获得机制，旨在促使交易主体更好地履行合同义务。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主要体现于政府管理领域，旨在推动社会成员更好地履行法定义务。

　　1．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

　　传统的经济信用制度主要针对履约问题，相关的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均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经济交往中的守信主要表现为，交易双方按照合同要求，完全或更好地履行约定义务、兑现承诺，如按时足额偿还贷款、保质保量交货、及时支付工资等。我国信用政策和相关立法的基本立场是，鼓励私权利主体在民商事活动中基于对方的信用状况而给予相应的激励，集中表现为鼓励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对诚实守信的交易对方采取降低交易条件（如给予贷款利率、保险费率优惠）、优先合作（如优先获得融资）、长期合作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在行为导向上与拒绝交易、提高交易条件等市场性惩戒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

　　公共信用制度是我国的一项特色制度，是进行社会信用建设的基础性制度。我国信用政策和立法借鉴经济信用制度的运行逻辑，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涵盖组织体系、公共信用标准等方面内容的公共信用制度，作为推动良性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公共信用制度中，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制度占据重要地位。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针对具有良好信用状况的社会主体，依法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相应的给予行政便利、资金支持、授予荣誉称号等激励性措施。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形式多样，典型的有4种：列入守信联合激励名单（即红名单）；公共服务（如政府采购、财政税收支持等使用公共资金的领域）优先对待；给予行政管理便利（绿色通道、降低监管频次、减少日常检查等）；给予荣誉奖励（授予荣誉称号、提高信用等级、守信情况被政府宣传推介等）。

　　从广义上讲，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隐性激励和显性激励。所谓隐性激励，主要是指基于失信惩戒而派生出来的激励。在特定的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领域，有违法失信行为的主体往往处于一种不受信任的不利地位，可能受到来自交易对手、社会公众或者公权力机关的相应限制。这相当于对守法守信的主体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可视作一种隐性激励。所谓显性激励，是指公权力主体对诚实守信主体给予的信用激励。我国现行政策和立法中的行政审批优先、行政审批程序简化、财政支持、享受行政便利、公共资源交易资格优先等措施，都属于显性激励。本文将研究范畴定位于能够让相关主体从其诚实守信行为中直接受益的显性激励，故对间接作用于守信主体的隐性激励不作探讨。

　　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私权利主体之间一方因信任对方而进行交往或者交易，最终实现各自的利益需求，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守信的利益激励。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私权利主体在商业往来中会根据市场信息以及合作结果，作出交易对方是否值得信任的判断。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在经济学上属于声誉激励。市场能够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离不开市场信息与市场主体声誉之间的互动关系。市场主体在交易中的守信情况是由交易对方等外部主体评价的，相关信息的传播会直接影响其声誉尤其是商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信息—声誉“机制逐渐制度化。围绕市场主体的信用效应发展出来的征信、信用评级、信用保理、信用保险等制度，以数字或分级符号的形式将信任度予以量化或标识，使得信用从道德信任发展为信用资产，为私权利主体判断交易对方是否诚实守信提供了比较理性的工具。在一定意义上，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就是市场交易中一方对守信的另一方所给予的某些交易便利或经济利益。比如：贷款交易中借款人及时足额还贷的，金融机构对其提升信用等级和可借贷额度，降低贷款利息或延长贷款期限；货物买卖中双方履约情况良好时，买方可被允许更长的偿付货款期限，卖方可以有更多的交易机会；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被保险人自发降低出险风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给予其保险费率等方面优惠。

　　私权利主体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惩戒手段，故激励对交易活动的正常开展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信任而产生的激励有利于信用主体获得广泛信任和更多交易机会等便利，进而增进社会信任，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的背景下，经济人以诚信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能显著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以实践中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为例，交易双方良好的信用记录和信用积分会降低磋商成本和交易条件，良好的商业互动又可以减少对合约履行的监督成本和对违约行为的维权成本。在这个过程中，信用主体所提供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增进社会福利，减少社会资源浪费，促进良性竞争，最终促进社会整体效益提升。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声誉维持着活动的诚实“。因此，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既是市场主体之间朴素的道德互动，也是利益驱动下的市场行为。

　　从信用法治的角度看，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本质上是一种私法行为，主要由合同法、金融交易法等私法调整。其中，以意思自治、鼓励交易等为特征的合同制度，允许当事人通过对利益关系的衡量，选择值得信赖的交易伙伴，确定交易内容，并通过可靠、安全的交易活动实现其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合同具有增进交易双方信任的激励功能，合同法具有鲜明的激励法特征。此外，征信、评级等方面的专门立法，有助于推动信用信息向社会传递，实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用较大篇幅部署信用体系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工作，强调要健全市场主体信誉机制，以健全的信用机制推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不仅是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关键措施，更是新时代信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法治逻辑

　　（一）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正当性

　　行为学家斯金纳提出，人的行为取决于环境和强化，令人愉快的后果会强化该行为，令人厌恶的后果会削弱该行为，强化路径分为正向的强化和负向的惩罚。作为社会治理的两种重要手段，赏与罚实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具有对立统一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偏废其一。传统的政府监管以消极的惩罚、约束为主，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正向激励。建构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法律制度，亟须突破传统重惩罚、轻激励的倾向，从学理上厘清此种激励的正当性。

　　1．引领诚信价值观念

　　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是推动道德法律化的重要工具，具有较强的价值引领作用。公权力主体作为构建社会共识的引导者，对守信行为的认可和褒奖能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形成正向刺激，从而影响行为主体的偏好。如哈贝马斯所述，一种建立在人格结构基础之上的道德，需要通过法律在行动效果方面对其理性建制化。将价值引领功能体现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有助于改善法律的纯粹工具功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创造更美好社会秩序的需要，也对潜在的失信者形成环境压力，促进实现良法善治，强化公平正义等法治理念。

　　如前所述，经济层面的信用是一种资本。借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息—声誉“机制，诚实守信的主体会得到正面的社会评价和较高的商业声誉。在社会层面，以诚信价值观为基础的声誉机制能发挥同样的治理功效。来自社会公众和政府的信任，会给诚实守信者带来较低的社会交往成本、更大的信用利益以及便利的行政服务。有学者针对我国的纳税信用激励制度指出，一个奖惩分明、“两手抓，两手硬“的纳税信用制度的形成，会对纳税人产生强大的激励和威慑作用。例如，通过红、黑名单制度，将相关主体的信用状况予以公示，能够减少消费者、监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信誉良好的主体声名远扬。

　　公权力主体通过设定和实施守信激励措施，可以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协调：一方面，公权力主体对激励措施的设定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导向性，彰显了公权力部门的价值偏好和观念引导，有助于社会成员确立诚信价值观；另一方面，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内容有利于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以诚信价值观为引领形成更好的行为模式，促进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公权力主体认可的守信激励会引导社会形成一种诚信规则，而高诚信度的社会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社会交往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进而有效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推动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构建守信激励制度都可使守信者获得更大收益，从而继续选择诚信行为，形成诚实守信的行为观念和行为习惯。

　　2．顺应监管改革方向

　　传统的政府管理主要采用纵向的“命令—服从“方式，而在现代社会，采用行政奖励等措施对社会公众和行政相对人给予激励，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有学者指出，现代行政法机制是制约机制、激励机制的整合体，如此才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实现行政目的。

　　公权力主体严格依法设定守信激励措施，有助于实现政府管理、市场自律、社会自治等方面良性互动。守信激励作为公权力主体塑造诚信环境的重要工具，一旦转化为正式的治理规则，就能更好地发挥以信用配置资源、增进公共利益等正向激励功能。只有以法治方式对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进行规范，才能使政府的激励措施符合法治逻辑和法治要求，从而借助于良好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抑制失信之恶，引导人们更加诚信向善。

　　与失信惩戒一样，守信激励也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二次调整，也需要以一般法的规范为基础。我国当前的信用治理承担着促进法治国家建设、政府职能转型、监管体制改革、社会诚信建设等多种职能。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作为调节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种重要治理工具，是道德法律化的直接体现，更是监管体制改革中激励监管的一种有益尝试。作为一种新型法律制度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相比，其作用更为正面、积极、可持续，能产生显著的良性行为驱动效果。

　　（二）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法律特征

　　行政奖励是一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公平正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管理制度。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这种温和、高效、民主的柔性行政手段与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硬性的管理手段形成了互补关系。行政奖励作为激励性监管的一种手段，为构建守信激励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笔者认为，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具有行政奖励的法律特征，体现出公权力机关对特定行政主体的一种公开褒奖和激励。

　　1．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是其依法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的具体职权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要素。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实施守信激励的公权力主体包括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守信激励中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信用主体也是特定的，即已经积极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诚信义务，并能由此享受行政便利服务或财政支持等激励措施的主体。

　　2．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是一种授益性行政行为

　　根据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产生有利的结果，可将行政行为分为负担性行政行为和授益性行政行为。所谓授益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相对人创设、确认权利或法律上利益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奖励、行政许可、行政救助。守信激励中的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快捷审批、政府交易优待、财政支持优先等，具有给予信用主体某种法定的好处或利益的特征。作为一种授益性行政行为，守信激励的实施不会对具体相对人产生权利减损或义务加重的后果。

　　3．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是一种非强制性行政行为

　　不同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行政管理，守信激励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手段，具有非强制性的特征。所谓激励，是指通过一定的刺激和强化，使相应的行为主体产生一定的内在动力，进而引导人们的行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试图通过肯定和表彰那些诚实守信的主体，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从而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诚实守信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融合德治与法治，实现官民合作治理，进一步提升全民诚信意识。

　　（三）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必须法治化

　　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是以公权力为支撑的，必须遵循公权力运行的法治原则，尤其要贯彻职权法定、比例原则等法治要求。有学者质疑，行政奖励可能会产生滥用职权的问题。行政奖励标准模糊会使行政主体在实施奖励的权力范围内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缺乏相应的规则约束会使行政主体作出一些违反立法目的的奖励行为，从而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这将严重破坏行政奖励制度运行秩序，一方面会造成民众不再愿意为赢得激励而努力，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会导致政府信任危机，损害政府权威。因此，应将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纳入法治轨道。

　　1．将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法治化，有利于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公共利益

　　目前的公共信用制度存在法治化程度不高、合法性不足等问题，加强对相关公权力的规制是实现公共信用法治化的重要路径。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都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相关措施一经采取，会涉及三方面利益：被奖励主体的可期待利益，相关主体的市场竞争利益，以及公共利益。此种激励作为一种授益性的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享有一种可期待利益（实际利益或相应的行政便利），这会成为信用主体具有良好市场声誉和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志，产生公众效应。

　　与其他行政行为一样，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如果不合法或者不合理，不仅会对守信主体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还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负面效应。以行政管理中的红名单制度为例，其实质是以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为相关主体的信用背书，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予以规制，就可能在激励过程中出现裁量权滥用等问题，造成对社会成员的不公平对待，甚至误导公众判断，不利于营造公正平等的市场竞争和社会交往环境。因此，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应当贯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要求，以体现法的基本价值和行政职能的要求为基本原则。公权力主体应当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在职权范围内实施守信激励措施，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从而达到维护所涉私主体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

　　2．将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法治化，有利于规制政府权力公权力

　　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具有行政奖励的性质，基于此，对其进行法治化规制既是政府行为法治化的内在要求，更是守信激励制度稳定、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社会便缺乏确定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公开透明的规则能赋予制度公信力。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而言，如果被激励对象不是经由一套社会认可的规则被选择出来的，那么公众以及利益相关者都会对这种激励产生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激励的权威性便难以保证。

　　对政府权力进行规制应当有明确的规则。正式规则能够增强非正规制约的有效性，降低信息、监督和实施等方面的成本。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只有被纳入有效的法律规制范围，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促进良善治理的作用，由此进一步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获得民众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而言，有关规则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定。一方面，要求公权力主体实施的激励措施规范化、制度化，遵循法定程序；另一方面，要求公权力主体实施的激励措施内容合法、合理。此外，应当对政府权力的运用进行适当的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公众监督、社会监督等多渠道的监督。

　　四、社会信用法中守信激励规则的构建

　　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均将社会信用法的制定纳入立法规划。近年来，笔者牵头起草了国家层面及一些地方的信用立法专家建议稿，其中对守信激励规则进行了学理设计。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出台的社会信用法应当对守信激励制度进行专门规定，以便该制度能够和失信惩戒制度一道，共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为信用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一）社会信用法调整守信激励的总体思路

　　在现代立法观念中，公私融合、对事调整已成为一种立法潮流。立法形式上的对事调整是指，对法律事实和现实场景进行整合、同构，从而避免立法烦琐。社会信用法对守信激励的整体调整及规则建构，应当基于守信激励实践，进行类型化的规则设计。作为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信用领域的基本法，社会信用法应当秉持公私融合、对事调整的立法观念，设定守信激励的法律规则。总体思路是：第一，专设“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一章，对守信激励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进行统一规定。

　　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是社会信用治理中一体两面的措施，借鉴既有的对失信惩戒的规制经验对守信激励进行类型化规制，有助于优化社会信用法的结构和规则，使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协同发力。从地方信用立法的实践来看，普遍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规定于一章，从整体上调整奖与惩的内在逻辑关系，使这两类制度协调发挥作用。第二，在“守信激励“部分，根据守信激励的法律性质，分别针对公、私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进行类型化规制。应当按照这两类激励措施的法律逻辑及制度属性，设立相应的调整规则。其中，对私权利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重在鼓励和引导私法上相关权利的行使，对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重在规范权力的运行。

　　（二）社会信用法关于私权利主体之间守信激励的规则

　　民法典等私法体系中对私权利主体之间开展交往、交易等活动的规则已有规定，为构建私权利主体之间的信任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社会信用法作为社会信用建设领域的基本法，应当在私法调整的基础上，从专门法的调整逻辑出发，对信用主体进行指引。社会信用法关于私权利主体之间守信激励的条文，在总体上应是任意性、指引性规范。

　　社会信用法应当鼓励市场交易双方基于市场声誉开展守信激励，将此作为一项规则，作为规制私权利主体之间守信激励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地方信用立法实践给社会信用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例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6条规定：鼓励市场主体根据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对守信主体采取优惠便利、增加交易机会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对守信主体在融资授信、利率费率、还款方式等方面给予优惠或者便利。我国在制定社会信用法的过程中，应当专门规定类似的守信激励条款，在意思自治的范围内鼓励市场主体创设守信激励措施。社会信用法就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制度作出相关规定，将为其开展守信激励提供重要的法治指引，凸显和放大“信息—声誉“机制的作用，从而促进私权利主体的整体信用增长。

　　（三）社会信用法关于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规则

　　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是社会信用法规制的重点，相关规则设计的基本思路可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1．守信激励标准法定化

　　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对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权益具有较大影响，相关标准应当法定化，明确应当或者可以给予激励的法定要件，以防止出现滥用激励、不当激励的问题。在社会信用法中明确规定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标准，是防止公权力主体作出偏私性的授益行为、维护社会公益的重要机制。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范围，应当限于守信行为可对公共利益有所增进的范围内，而非任何履约守法行为。这种增益性的行为存在于广泛的领域，如：主动从事公共事务、公益事务；纳税承诺达标或纳税记录良好；海关进出口记录良好；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突出；企业产品质量优异、大力参与慈善捐助等。确定公权力主体实施守信激励的标准，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行业协会、信用管理机构、专家学者等方面意见，确保标准制定程序和内容的合法性、公信力、有效性。

　　2．守信激励主体、激励措施、激励程序法定化

　　守信激励对信用主体而言是一种预期利益。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而言，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法定化，意味着对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形成法治约束，能够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这就要求公权力主体依照职权法定的原则，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对守信主体实施恰当的激励。

　　第一，激励主体法定。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可以实施守信激励。如此要求，一方面可以推动多元主体灵活运用各种激励措施参与共建诚信社会，另一方面能对激励主体进行有力的社会监督。

　　第二，激励措施法定。实践中，由公权力部门主导实施守信激励的具体形式和类型已经相对稳定，可以在此基础上，借鉴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中实行的目录清单制，以制定目录清单的方式明确相关激励措施。例如，《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28条规定了守信激励措施清单的制定程序，第29条要求守信激励措施在法定范围内确定，包括：在行政许可等工作中，予以容缺受理、优先办理等便利；在公共资源交易中，予以信用加分、提升信用等；参与政府投资或者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建设项目，予以减免保证金；在行政检查中，优化检查方式、检查频次等。借鉴地方立法经验，我国社会信用法可以专门规定守信激励措施清单制度，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也使信用主体能对守信的效益有合理的预期。

　　第三，激励程序法定。对程序的漠视会导致实体权利义务紊乱，失去正当程序保障的行政行为势必导致裁量权的滥用、行政资源的不合理倾斜等问题。程序具有工具和目的的双重属性，正当程序有助于规范行政行为的作出，有效约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应当以完善的程序机制作保障，通过申请、推荐、评审、审核、反馈、复核、决定、告知、公示等认定或列入程序，以及相应的诚信记录检索、信用承诺、异议、退出、救济等程序，使守信主体的认定和激励措施的适用公开、公正、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

　　3．守信激励的救济机制法定化

　　鉴于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措施对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均有直接影响，社会信用法应当对其强化公众监督，同时构建相应的异议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机制。

　　守信激励的合法有效运行有赖于强有力的公众监督。广泛的公众监督可以放大守信者的声誉效应，加大失信者的违法成本。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尤其应接受公众监督，监督的范围包括两个方面：对激励主体的监督和对被激励对象的监督。行政机关对守信主体实施激励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公众监督会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产生一定的制约效果。基于守信激励的授益性，相应的救济应从奖与罚两个维度展开。

　　对于利益相关者提起的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行政机关必须接受，并按照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对于非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举报，经查实行政机关确有徇私舞弊的情况或者被激励对象并不符合予以激励的法定条件的，可对监督举报者进行相应的奖励。基于守信激励措施本身的褒奖意义，经查实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受激励者，应当通过法定的惩戒程序，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优待资格、向公众道歉等。

　　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措施类型多样，不同措施的实施方式、面向主体、影响范围不同，对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影响也不同，因而在异议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适用上也应有所区别。

　　第一，异议申诉类救济。目前，异议申诉的适用程序由行政机关根据行政法治的相关原则灵活掌握。基于此，异议申诉可以适用于任何守信激励措施，即利益相关者对守信激励主体的认定、激励措施的确定和实施有异议的，可以将异议及相关证据以书面形式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公权力主体。具体而言，异议申诉可以适用于三种情形：认为公示的相关信息有误并提请更正；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复议或诉讼；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申请人提出申诉的，有关行政主体应当受理，并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行政复议类救济。对于公权力主体实施的给予行政便利、授予荣誉称号等守信激励措施，因其一般仅涉及一定时间段内对特定主体的奖励，对其他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并不直接产生影响，故相关异议可在行政复议的框架内予以救济，不必纳入司法监督的范围。

　　第三，行政诉讼类救济。对于能够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实质权益的行政行为，原则上是可诉的。因此，就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措施而言，对行政相对人有直接利益影响或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比如，同等条件下的资格优待、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红名单的列入以及特定市场准入类的激励措施，因涉及直接、具体的经济利益且有显而易见的社会影响力，故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列入司法监督的范围。

　　激励与惩戒是两个重要的社会治理工具，法律应从褒奖和威慑两个方面对社会个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制。守信激励制度将极大地激发信用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诚信意识提升和公共利益增长。守信激励具有较强的社会认同感，应当同失信惩戒一样在法治建设中受到重视。依靠法治的保障，失信惩戒与守信激励双管齐下，才能最终建成“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的诚信社会。

　　（作者：王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慧鑫，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博士生。）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先后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信用顶层设计文件，把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商务诚信建设等纳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大力推动信用贷款支持实体经济，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进信用建设规范化、法治化。

　　近期，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和实施路径，并强调信用要与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发挥信用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和保障作用。

　　近年来，兵团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决策部署，结合各地信用建设工作经验，探索高质量推进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思路。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信用平台为载体，以信用门户网站为抓手，通过强化信息归集应用管理、聚焦企业融资信用服务、加强诚信宣传教育培训，充分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在支撑“放管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中的重要作用，营造了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让信用成为兵团的一张名片。

　　兵团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是兵团社会信用体系重要载体和基础支撑。按照“统一建设、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安全可靠”的原则和“1+2+3+N”的建设内容，兵团信用平台建成了一套基础支撑平台，政务外网和互联网两个信用门户网站，信用信息资源管理、信用信息应用服务、信用信息共享（数据分析）交换等三类核心系统群，对接多个外部系统平台，实现兵团信用信息资源的交换共享，开展多项信用业务线上应用。兵团信用平台建成后，逐步实现信用信息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互联互通，基本完成兵团法人、自然人等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管理和应用，支撑信用信息公示共享、联合奖惩、信用修复等各项信用工作依法依规开展，为高质量推进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打好平台基础。

　　“信用中国（兵团）”网站是兵团信用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兵团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宣传阵地。按照国家信用网站一体化建设的部署要求，“信用中国（兵团）”网站面向社会公众，开设了信用动态、信用服务、信用公示、联合奖惩、行业信用、信用研究、办事指南、政策法规、专项治理等栏目，同时设有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示”、红黑名单、信用修复等专栏，具备政策法规发布、信用信息查询、信用信息公示等功能。“信用中国（兵团）”网站上线运行，为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宣传信用、发布政策以及有关单位公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等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对兵团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工作的长效宣传具有重要作用。

　　信用信息归集应用管理是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推进的重要手段。信用信息归集初期主要关注数据的规模数量，建立完善兵团各部门、各师市信用信息常态化归集共享机制。随着信用信息归集工作常态化开展，信用信息归集的重点将由“量”转移到“质”。“质”不仅指信用信息的正确合规，还指除了大量的失信信息外，应归集荣誉奖励、按时缴纳税收或社保、公积金等正面信用信息，以支撑各类信用应用。兵团信用信息深度应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围绕“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服务事项应用清单与信用信息核查关联的精准度和匹配度，将信用监管与“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相结合，加快推进联合奖惩工作落地，建立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生命周期的信用监管机制；二是围绕信用赋能实体经济，以“信易贷”工作为抓手，优化完善“信易贷”平台，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通过信用方式，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探索市场信用数据与公共信用数据融合共享，同时，总结拓展“信易贷”工作经验，会同行业部门，选取大型商圈等打造信用经济试点，探索行业领域“信易+”工程。信用规范管理方面，兵团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完善，在《兵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兵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兵团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实施意见》等信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目前已形成了兵团信用体系的“1办法、2目录、3指南”等配套信用制度，规范了兵团公共信用信息归集、信用应用等有关工作，指导兵团信用平台的操作使用。

　　企业融资信用服务是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做好“六稳”“六保”有关工作的有效抓手，也是兵团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应用领域。兵团“信易贷”平台围绕支持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按照国家要求，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从信用信息共享、产品加工、融资撮合、服务支持等方面，为金融机构、师市团场、市场主体等提供服务。兵团“信易贷”工作持续推进，有利于畅通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促进兵团信用建设水平和金融服务效率双提升。

　　诚信宣传教育培训是普及诚信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持续开展诚信宣传，对引导社会公众进一步树立诚信观念，倡导企业珍爱信用记录，具有重要作用。加强诚信宣传教育，要发挥各类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充分运用报纸、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平台或媒介，推送兵团信用建设有关情况报道，集中宣传信用政策法规和典型案例等，扩大信用建设的知晓度和覆盖面。对企业和社会公众开展不同主题的培训和教育活动，加深他们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了解，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科学谋划、统筹安排，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形成工作合力，构建信用治理新格局，共同推进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宋秀民 王凯，单位：兵团发展改革委）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日前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加快培育统一的数据市场。科学认识、统筹谋划、有序推进数据要素统一市场建设势在必行。

　　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是时代新要求

　　目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总体滞后于现实需求，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构建安全高效、统一完备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本质要求。

　　第一，数据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关键要素。数据要素不仅可以在供给侧降低市场调研、交通运输等生产成本，避免原有经济活动中难以避免的资源消耗，也可以在需求侧减小信息不对称影响，以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同时，数据要素可以依托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实现数字赋能下信息的实时传输与处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由此，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统一大市场建设创造新的价值。

　　第二，数据要素市场是横跨各领域的综合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市场并非孤立、割裂的单一要素市场，而是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领域、全流程，同时对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其他要素市场具有驱动和引领作用，对充分发挥其他生产要素的效率，存在倍增作用的综合性要素市场。可见，数据要素对统一大市场的乘数效应明显，数据要素的合理高效使用是整合原有要素体系、提高原有要素价值转化效率的关键所在。

　　第三，当前推进数据要素大市场建设正当其时。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近四成，贡献率近七成，预计“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将达11.3%，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模式：北京提出建设数据专区，积极培育数据服务企业；浙江聚焦数字应用牵引，提升数据要素供给质量；广东推进建设公共数据的“一级市场”，鼓励发展数据交易“二级市场”。数据要素大市场建设已成为各级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期盼，亟待推进。

　　促进数据高质量供给和高效交易是关键抓手

　　构建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必须依托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市场交易规则和平台载体，有赖于多主体共同协作发力，从而实现数据的高质量供给和要素流通交易的顺畅高效，进而充分体现数据要素的市场价值。

　　第一，强化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加强数据要素供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制定数据的采集、整合、储存、处理、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环节标准。同时，要以基础性政府公共数据为突破口，率先实现数据“应归尽归”的“无条件”归集，杜绝数据缺失、标准不一、归集不及时等影响数据使用质量的各类问题。

　　第二，加快统一的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建设。依托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等现有数据交易平台，构建“国家+区域”的分级数据交易体系，打造一体化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加快制定统一的数据要素交易制度体系，形成一致的数据要素交易信息披露等市场规则和秩序，推进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数据要素交易行为。同时，积极鼓励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等数字核心产业发展，实现数据交易平台与大数据园区、产业集群对接，培育和集聚新兴数据市场主体。

　　第三，积极促进数据要素高效交易流通。推进数据确权试点，制定数据权利归属规则。制定基础数据定价方法和数据价格参考体系，探索多场景、多因素数据报价机制。按照国家“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推进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数据要素市场运营体系建设。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流通环境，打破技术壁垒，实现数据要素的互联互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基本制度统一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市场主体探索更为灵活高效的数据交易模式。

　　数据安全是必须坚守的防护墙

　　相较传统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安全隐患更为突出，隐私侵害、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问题日渐凸显。构建系统协同的数据安全监管机制，防范和化解潜在的数据安全风险，对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维护统一大市场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安全治理体系。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制度要求，从统一大市场的整体格局出发，建立健全标准统一、系统协同的数据安全法制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实行全周期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数据安全管理机构的主体责任，明确各市场主体的安全保护义务，加强对数据要素市场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提高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第二，推进数据要素分级分类保护机制。科学分级分类数据要素，对不同安全层级的数据实施差异化安全监管策略。探索地区可以先行考虑根据不同行业领域数字资源属性特点，制定分行业的分级分类标准，分业施策，构建更加精准的针对性保护机制，实现数据要素安全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的共赢。同时，要严格落实国家数据安全法规定，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所进行的数据篡改、破坏和泄露等非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第三，提升数据要素安全保护技术能力。重点是要提高网络数据空间安全一体化防护能力，着力支持数据安全保障技术研发，加强网络数据安全核心技术攻关。建议依托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主体开展差分隐私、同态加密、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等前沿数据安全技术研究，为营造安全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环境、实现高效的数据交易流通扎紧技术篱笆。

　　第四，落实跨境数据安全审查机制建设。数字化时代，数据跨境流动已是普遍趋势，但其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不容小觑。为此，要深入贯彻和实施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要求，尽快健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制度，重点是建立包括数据保护能力认证、跨境数据流通备份在内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并对数据跨境流动实施最严格的安全评估，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对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数据流动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安全审查。（作者：左立国 倪建伟，单位：浙江省重点智库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研究院）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我们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我们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又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监管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通梗阻，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场攻坚战，要坚持立破并举，既系统施策又聚焦堵点。一方面，从制度建设着眼，在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等方面出台有效的政策举措。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当前我国市场体系仍然存在的制度规则不够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加快清理废除各种不合理不适宜的规定和做法，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场系统战，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着眼大局全局、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意义，不折不扣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特别是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是否存在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实际情况开展自查清理，坚决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在加强顶层设计、全国统筹推进的同时，也要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挥比较优势，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依法行政等措施，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市场主体更安心更舒心，更加心无旁骛地谋经营谋发展。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是一场持久战，要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方向、久久为功。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应当是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要按照《意见》明确的路线图、时间表，科学把握市场规模、结构、组织、空间、环境和机制建设的步骤与进度，逐项任务落实落细，逐个阶段压茬推进。方向坚定不移、路径循序渐进，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稳步向前，改革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我们相信，蹄疾步稳深化改革，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必将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得到更好发挥、巩固增强，必将使中国经济绽放更充沛的活力、收获更强劲的韧性。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法引导全社会切实增强诚信意识、构建信任机制，优化营商环境，黑龙江为信用立法。5月13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社会信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是黑龙江省第一部社会信用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地方立法，共8章55条，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社会信用信息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监督管理机制等。

在社会信用环境建设方面，《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政府采购、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招标投标、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的政务诚信建设，不得以行政区划、机构职能调整或者政府换届、相关负责人员更替等理由不履行向市场主体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或者依法订立的合同约定义务。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不能履行承诺或者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依法对市场主体的损失予以补偿。

在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方面，确立了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制管理机制、社会信用信息的归集渠道、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细化了社会信用信息开放机制。条例规定除依法不予开放的公共信用信息外，应当通过公示、查询、约定开放等方式依法开放公共信用信息，并鼓励非公共信用信息采集单位和信用主体自主或者按照约定开放非公共信用信息。自然人社会信用信息中的姓名、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和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不得开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开放或者经本人同意开放的除外，但应当进行必要的脱敏处理。

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方面，《条例》规定，信用主体有下列严重失信行为之一的，应当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一）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通过招商引资、政府采购、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公共资源交易等活动产生的约定义务且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大型企业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微企业款项义务且情节严重的行为。

（三）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强制性产品认证等领域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

（四）贿赂、逃税骗税、恶意逃废债务、恶意拖欠贷款或者服务费、恶意欠薪、非法集资、合同欺诈、传销、无证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故意侵犯知识产权、出借或者借用资质投标、围标串标、虚假广告、侵害消费者或者证券期货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网络空间传播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

（五）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作出裁判或者决定后，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等严重影响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信力的行为。

（六）拒绝、逃避兵役，拒绝、拖延民用资源征用或者阻碍对被征用的民用资源进行改造，危害国防利益和破坏国防设施等拒不履行国防义务的行为。

（七）抄袭、剽窃他人科研学术成果，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和研究结论，弄虚作假、骗取科技计划项目和科研经费以及奖励、荣誉等严重违反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八）法律、行政法规、省级地方性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

此外，《条例》还在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监督管理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1、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针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权威解读。

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部署，充分体现了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彰显了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决心。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等优势，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效率。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部署，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基础，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支撑。只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才能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部署，将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会有力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面向全球、充分开放的统一大市场，也必将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优质发展环境和更大发展舞台。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部署，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必然要求攻坚克难推动深层次改革。

2、立破并举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意见》特别强调立破并举、完善制度，把“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作为首要任务，下一步如何推进相关工作呢？继续来看权威解读。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和保障。《意见》从制度建设着眼，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统一要求。

一是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关键是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各类产权。

二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重点是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

三是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重点是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四是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要编制出台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完善信用信息标准；编制出台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立破并举，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一是坚持多维发力。聚焦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二是坚持立破并举。“立”就是积极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创新和丰富新的制度供给；“破”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坚决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三是坚持法治思维。加强市场监管行政立法工作，完善市场监管程序，加强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增强市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

四是坚持顺“市”而为。积极适应市场发展变化趋势，重点围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基础制度的创新供给，不断补足新兴领域市场监管制度规则，为塑造竞争有序的线上线下市场生态、为各类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提供规范性制度保障。

3、深化发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两年来，我国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的一些实质性改革举措已经落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在已有改革举措基础上，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作出了新的部署，既一脉相承，又有进一步的深化发展。

首先是明确了构建统一要素市场的重要改革方向。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但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分割问题和流动障碍还比较突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最关键的是要破除要素市场分割和多轨运行，此次《意见》强调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这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方向，一定意义上也是最为根本的要求。

二是进一步部署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大举措。比如，在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方面，提出“统筹增量建设用地与存量建设用地，实行统一规划，强化统一管理”等；在技术和数据要素方面，提出“建立健全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机制，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等。

三是将能源和生态环境市场纳入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体系。《意见》将能源和生态环境市场纳入要素和资源市场，提出了“结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有序推进全国能源市场建设”“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等改革举措，必将对落实“双碳”战略部署，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向绿色发展转型起到重要作用。

4、实招硬招真招破解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也是关键所在。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不同方面提出务实管用的举措，力求做到全国一盘棋，统一大市场，畅通大循环。

首先是提出“四个清理”的硬任务。及时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全面清理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

其次是明确“若干不得”的硬要求。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不得要求企业必须在某地登记注册；不得为企业跨区域经营或迁移设置障碍；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以限制商品服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

三是推出不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清单的硬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重点从市场准入和退出、市场公平竞争、市场公正监管、招标投标与政府采购等方面，提出立即清理废除的和限期整改退出的不当市场干预问题清单，推动加快清理废除清单列明事项。

四是建立典型案例通报约谈和问题整改的硬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对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不当市场干预和不当竞争行为典型案例的通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将坚决查处，严肃整改。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原标题：2021年度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十大案例之二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助力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荐词：信用监管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是规范市场秩序的“金钥匙”。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我省率先建成全省一体化信用监管系统，全流程嵌入各级各部门173个审批业务系统，在项目审批、资质审核等100多个领域实现事前、事中、事后信用监管闭环应用。我省营商环境在全国位次稳步提升，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激发，信用监管实施成效受到新华社、河南日报、河南卫视等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在2021年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网站观摩会上，河南省信用平台网站蝉联全国三甲，荣获“全国示范平台网站”称号。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全省上下锚定目标、锐意改革、强力推进，以加强信用监管为着力点，以深化“放管服”为目标，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线，以信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不断创新监管理念、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为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略”、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提供强有力支撑。

　　一、改革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着力部署推进。2019年，“信用监管”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多次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新机制，提出加强信用监管是基础，是健全市场体系的关键。

　　（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迫切需求。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传统监管难以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机制极为迫切。信用监管就是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手段，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从而提高监管效率，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迫切需求。深化“放管服”改革，公正监管必须落实到位，只有管得好才能放得开。信用监管通过创新监管理念、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实现监管资源配置在需要监管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对象上，有效提升了监管效能、维护了公平竞争、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三）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求。营造人人讲诚信、守承诺的社会氛围，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失信代价过低、惩罚过轻是目前失信问题高发、频发、复发的重要原因。通过信用监管事后惩戒措施，对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及相关责任人大幅提升其失信违法成本，让失信者深感“利剑高悬”。

　　二、改革作法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全省一体化信用平台系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打造“1+3+X”智慧信用服务体系。即以省信用平台为智慧中枢，构建智慧共享、智慧监管、智慧应用三大服务体系，实现与50多个部门审批业务系统互通共享，支撑金融、交通、跨境贸易等“X”个重点领域落地更多信用服务应用。截至2021年底，省信用平台归集数据累计突破125亿条，居全国第一。在2021年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网站观摩会上，省信用平台网站蝉联全国三甲，荣获“全国示范平台网站”称号，并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一）推行信用承诺制，助力“放得开”。以“简政放权”“减证便民”为目标，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痛点”，深入开展审批告知、证明事项告知、容缺受理等信用承诺制。率先建成全省一体化信用监管系统，全流程嵌入省市县三级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省内大件运输许可审批等部门审批系统，实现“核查信用—作出承诺—践诺跟踪—违诺追究”的信用承诺闭环应用。累计归集审批告知型、容缺受理型等7类2020万条信用承诺信息，并关联到主体名下，在“信用中国（河南）”网站上查询公示，接受社会广泛监督。通过推行信用承诺制，既有效提高了审批效率，又大幅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开展信用综合评价，助力“管得好”。不断完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系统功能，持续优化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深入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截至目前，完成237万多家市场主体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并通过一体化信用监管系统，及时将评价结果推送至各行业主管部门，支撑监管部门以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行业信用评价结果等为依据对监管对象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施行差异化监管措施。对信用等级高的市场主体，实施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激励措施，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对信用等级低的市场主体，在日常监管中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依规增加监管频次，使监管力量“好钢用在刀刃上”，提升监管效率。

　　（三）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实现“惩得严”。联合惩戒是信用建设的“牛鼻子”和核心机制。通过一体化信用监管系统，提供在线查询、系统融合嵌入、客户端小程序等多种实施方式，为失信联合惩戒工作提供信息化、规范化、系统化保障，推动失信联合惩戒落到实处。截至目前，信用联合奖惩服务已全流程嵌入53个部门（行业）单位的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公共资源交易等173个业务系统，实现信用自动核查、措施清单自动推送、奖惩结果自动反馈等闭环应用，累计信用核查4328万次，涉及惩戒对象18万多个，惩戒案例反馈20万多条，建立了“逢办必查、逢批必查”的联合奖惩机制。

　　（四）推进信用惠民便企，实现“服得优”。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既要惩戒失信，还要褒扬诚信。一是不断拓展惠民场景，创新开发“信易游”“信易行”“信易阅”“信易医”等9类22个信用场景，累计提供便利优惠服务100余项，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感。二是持续创新便企举措，为信用等次高的企业提供容缺受理、简化程序、优先办理等便利服务措施。目前，全省6800多个守信激励对象在项目审批、资质审核、招标投标、财政性资金安排等1.4万件事项办理过程中享受“信用有价”带来的改革红利，切实增强办事企业群众的获得感。三是接力开展“万人助万企信用助发展”活动，通过主动告知信用修复、精准推送信用政策、主动提供公共信用产品三大惠企举措，累计帮助近2万家企业纠正失信行为，100余家企业完成修复后顺利参加招投标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失信主体守信意愿，释放了市场主体活力。

　　三、改革成效

　　自实施信用监管治理体系改革以来，我省深入开展配套制度政策研究、行业信用监管示范创建、政务服务信用承诺、信用联合惩戒等系列工作，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成效显著。

　　（一）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全面建立“无事不扰”监管机制，将信用评价结果广泛应用于检查对象的抽取环节，提升监管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做到科学分配监管资源。对风险较低的企业，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对违法失信、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依法实行严管措施；对存在风险的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必要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实现智慧监管。

　　（二）企业经营成本大幅降低。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大力推进信用承诺制，最大限度精简审批程序、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办理时限，投资项目平均审批时间由80个工作日缩减至10个工作日，申请材料由145项缩减至27项；全面开展信易批、信易租等惠企举措，让诚实守信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推动企业形成诚信经营的良好风气；深入实施“861”金融暖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百千万”、万人助万企信用助发展等惠企活动，累计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超过5000亿元。

　　（三）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着力营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六最”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信用监管治理体系落地实施，全省营商环境评价结果连续三年呈稳步上升态势，2020年得分为83.24分，较2018、2019年分别提升了13.98分、4.39分。营商环境各项指标稳步优化，开办企业整体办理时限进一步压缩，从2018年的4个环节、5个工作日压缩至2个环节、1个工作日。企业满意度稳步提升，企业满意度相比2019年提升4%，近95%的城市满意度实现提升。

　　（四）诚信氛围持续提升。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政务诚信监测治理，定期出具政务诚信综合评价监测报告。建立全省公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制度，累计查询341批次、14483人，对4人实施限制录用、调任措施。开展“屡禁不止、屡罚不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和信用服务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涉及5000多个市场主体，治理完成率达90%以上。深入开展诚信建设“红黑榜”、信用宣传周、十大信用典型案例评选、信用知识“五进”等一系列诚信宣传活动，全社会诚信意识和社会信用水平大幅提升。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建立四川省公租房保障家庭信用信息记录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四川将建立公租房保障家庭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建立公租房住房保障信用档案，公租房失信行为将被惩戒。

　　记者4月29日从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这是国内第3个省级层面建立的住房保障信用管理制度。

　　为何对公租房进行信用管理？

　　目前，我省已有75万余住房困难群众住进政府投资的公租房。“公租房作为住房保障制度的主要保障手段，在解决城镇住房和收入‘双困’家庭的住房困难中发挥了兜底保障作用。”住房城乡建设厅住保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但是，公租房分配入住后也出现了一些乱象：部分承租家庭违规转租转借、长期闲置等行为时有发生。针对这类情况，2021年上半年，四川开展公租房“两清单、两机制”专项行动，进行公租房专项治理清退，在推动公租房这一社会公共资源循环利用的同时，也维护了其他待保障群体合法享受公租房住房保障的权益。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索我省住房保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住房城乡建设厅住保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建立公租房保障家庭信用信息记录管理及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进一步规范公租房准入、分配、管理、退出工作，积极引导保障对象诚信履约，保证公租房这一保障性资源的公平善用。

　　哪些是公租房失信行为？

　　《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全省统一的公租房保障家庭信用档案及信用信息记录标准。同时，按照标准对保障家庭信用信息进行归档，并实施动态更新、动态管理。

　　《指导意见》明确，对于在公租房租住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转租转借、恶意破坏、拒交租金、故意隐瞒虚报或者伪造有关信息和拒不退出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全面记入住房保障信用档案。

　　对于失信行为的具体形式，《指导意见》明确，依据《公租房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下行为应当认定为公租房保障家庭失信行为：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租房的；改变所承租公租房用途的；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租房，拒不恢复原状的；在公租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置公租房的；承租人累计6个月以上拖欠租金的；承租人租赁期届满需要续租的，未在租赁期满3个月前向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租赁期满拒不腾退的；承租人提出续租申请但经审核不符合续租条件，拒不腾退的；租赁期内，通过购买、受赠、继承等方式获得其他住房，不再符合公租房配租条件，拒不腾退的；租赁期内，承租或者承购其他保障性住房，拒不腾退的；采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方式取得公租房或领取租赁补贴的。

　　失信将面临哪些惩戒？

　　公租房失信行为将面临惩戒。《指导意见》明确，各地在受理或实施住房保障相关业务时，应当查询业务对象的信用情况，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予以联合惩戒，依法实施与其失信程度相适应的惩戒措施。

　　有哪些惩戒呢？“一方面是限制续租换租，比如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上述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将探索打通档案数据库与“信用中国”共享通道，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对象予以联合惩戒。

　　“惩戒不是目的，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引导保障家庭诚信履约，营造住房保障领域良好信用环境，这才是真正目的。”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坚持教育在先、告诫在前，引导公租房承租户诚信申请、自觉履约。

　　那么，信用可以修复吗？《指导意见》明确，保障家庭非因主观故意发生失信行为的，可通过自主解释、主动履约等方式申请修复信用。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信用修复申请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对已整改到位的，允许信用修复。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

《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专家解读之四|以高质量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及时、科学、系统部署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简单概括，《意见》主要部署了三方面工作，实际上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三个表现：

　　一是推动体系自身进一步健全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总体设计指引下，在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努力推进下，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在统一信用代码、信息归集共享、信用产品开发应用、联合奖惩机制、信用市场培育、城市信用建设、诚信宣传教育等环节取得积极进展。针对推进实践中暴露出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足、规范性不够等问题，2020年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进而拉开了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大幕。此次《意见》继续对信用体系基础性建设作出部署，要求健全信用基础设施、培育专业信用服务机构、强化信用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信用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等；也进一步强化了规范发展理念，要求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规范完善各领域各环节信用措施。如，提出坚持稳慎适度，编制清单、准确界定适用范围，确保过惩相当。

　　二是推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根据我国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社会信用体系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当前，各方面对如何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来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下一步推动工作的思路和重点还不够清晰，也缺少切实可行的工作抓手。《意见》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框架下，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对科研诚信、质量和品牌信用、流通分配等环节信用、诚信消费投资环境、生态环保信用、各类主体信用建设等领域作出部署，将信用建设贯穿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充分发挥信用机制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围绕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瞄准我国对外双向开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部署推动进出口信用、双向投资及对外合作信用以及参与信用领域国际治理等工作。可以说，《意见》直接回答了社会信用体系如何支撑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问题，有利于统一认识、理顺思路、明确重点、凝聚合力。

　　三是推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应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不是为建而建，而是为了用。在社会信用体系初步框架搭建后，必须进一步强化应用、以用促建，这是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重要表现。《意见》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信用理念、信用制度、信用手段与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运用信用理念和方式解决制约经济社会运行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意见》将运用社会信用体系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强化资本市场信用约束、推动信用监管等作为工作重点，很好契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也是信用体系能够更好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总的看，《意见》立意高远、导向清晰、部署周密，构成了下一阶段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指南。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领会《意见》精神，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持之以恒深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保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清彬）

文章来自：信用中国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